传统语言学
冯志伟
语言学有三个重要的传统：古印度传统，古希腊传统，阿位伯传统。
为了传播和阅读古代印度的宗教颂歌《吠陀经》（Vedas），古印度的语言学家们用经验的方法，对于梵语（Sanskrit）的语法作过相当精细的描述。著名语言学家巴尼尼（Pnini，生于公元前4世纪）的《梵语语法》，由3996条诗歌体的规则所组成。这些规则分成章节段落，讲解梵语的形态现象和语音现象。
古印度语法学家把词分为四类：静词、动词、介词、小品词。表示实体意义的词叫静词；表示动作的词叫动词；介词的功能是限制静词和动词的意义；小品词包括比较小品词、连接小品词以及诗歌中作形式成分的小品词。代词和副词不算独立的词类，分别归入静词和动词中。
古印度语法学家还研究构词法，他们把词分为词干和词尾两部分。词干是不变部分，词尾是变化部分。他们把静词分成七种变格形式，分别叫做第一格、第二格等。
古印度的语音学也很发达，提出了发音器官、发音部位、塞音、擦音、元音、半元音等语音学上的概念。他们把元音看作独立的语音成分，把辅音看作从属成分，因为没有辅音也可以构成音节。
由此可见，古印度语言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
如果说古印度语言学是采用经验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，那么，古希腊的语言学则是从哲学方面来研究语言问题，而且，语言研究也主要是由哲学家来进行的。
词与物的关系是古希腊哲学家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。有的主张“按性质”（phúsei），即语言是出于天然的，是合乎逻辑的；有的主张“按规定”（thései），即语言是由人们规定的，它的结构有许多是不合逻辑的。这两派各持理据，互不相下，争论了几个世纪。
斯多噶学派（the Stoics）从理论的角度，确定了语法范畴，提出了格的名称。这些名称后来在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中巩固了下来。
直到公元前2世纪，形成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（the Alexandrians），古希腊的学者们才开始从语言的角度出发，用批评的眼光来研究语言。他们研究语音学（phonetics），把语音分为元音和辅音，又从辅音中分出半元音，但他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赶不上古代的印度人。他们研究词类（parts of speech）和形态学（morphology），把词分为八类：静词、动词、形动词 、代词、介词、副词、连词和成分词 。他们指出，静词有格和数的变化，动词有时间、人称和数的变化，动词可以分出五种式（直陈式、命令式、能愿式、从属式和不变式），三种态（主动态、被动态和中动态），三种数（单数、复数和双数），三种人称（谁说话，对谁说、说及谁），三种时（现在时、过去时和将来时）。
古罗马人对语言研究的贡献并不很大。瓦罗（M. T. Varro，公元前116一前27）把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语法体系运用于拉丁语，著成《拉丁语研究》（De Lingua Latina）一书，共24卷，是拉丁语法的专著。传统语法的术语便是用拉丁语形式书写的，这些术语，至今大部分还在通用着。
阿拉伯人自很早的时候起就研究哲学、天文学、数学、化学和医学，著作众多，水平很高，他们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灿烂辉煌的阿拉伯文化。阿拉伯语言学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，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
阿拉伯语有着丰富的词汇和严密的句法，阿拉伯学者们吸收了古印度语言学和古希腊语言学的经验，建立了阿拉伯语的语法体系。著名语言学家西巴维希（Sibawaisi）写出了第一部阿拉伯语的语法著作《书》（Al-kitab），这部权威性著作的完整性和系统性，使后代学者惊讶不已，赞叹不止。
阿拉伯学者们明确地把字母和语音区别开来，指出了书写和发音的不一致。他们提出了阿拉伯语所特有的“三辅音词根”的概念，认为每个阿拉伯语的词都由三个辅音表示词汇意义，元音和其他辅音表示语法意义。例如，在下面阿拉伯语的单词中：
kataba(他从前写)
katabat(她从前写)
katib(著作家)
kitab(书)
这些单词的词根都是k-t-b，中间分别插人a-a-a、a-a-at、a-i、i-a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，k-t-b就是“三辅音词根”。欧洲人后来懂得用“词根”（root）这一术语来表示一个词的中心部分，还是从阿拉伯语的语法学者那里学来的。
中世纪欧洲在语言学理论上停滞不前。这个时期，拉丁语成为科学上的通用语，只有掌握了拉丁语才能打开教会教育和世俗教育的通路，因此拉丁语成了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。学者们特别强调“规范性”，认为“语法就是使说话说得好，写作写得好的技术”。
拉丁语在中世纪已是一种死的语言，主要用于书面交际，因此，这个时期，语音学的研究完全被忽视了，学者们研究的是书面的字母，而不是口说的语音。
由于学者们主要研究拉丁语法，他们便笼统地把拉丁语法看成是一种普遍语法。因此，当他们研究其他语言的时候，往往机械地把拉丁语法的规范硬套在这些语言上面，结果弄得削足适履。
17世纪，法国出现了一个唯理语法学派，其代表人物是法国波尔•洛瓦雅尔（Port-Royal）教派的安托尼•阿尔诺（A．Arnaud，1612-1694）和克洛德•朗斯诺（C．Lancelot，1615-1695）。1664年，他们出版了《普遍唯理语法》（Grammaire générale raisonnée） 一书，用逻辑的方法来研究语法，力图找出“语言艺术的自然基础”和“适用于一切语言的一般原则”。
这种“唯理语法”是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（R. Descartes，1596—1650）对于良知和理性的理解为出发点的。他们认为，人类的心理、人类的概念是处处相同的，是不可变易的，语言是思想的表现，语言和思想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，因此，语法和逻辑之间也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，语法应该依赖于逻辑，逻辑的标准应该是确定语法现象正确性的标准。唯理主义哲学认为，语言是人类理性的产物，而人类的理性是共同的，因此，语言和语法也有共性，这种共性就是唯理主义的普遍语法。
15世纪由意大利兴起、16世纪逐渐发展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，大大地促进了研究古典文学遗产的“语文学”（philology）工作的开展，地理上的新发现，殖民地扩张的开始，对新民族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要求，扩大了欧洲学者们的语言学视野，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语言学素材。
西班牙学者赫尔伐士（L. Hervas Panduro）于1800年出版了《语言目录》（Catalogo de las Lenguas）一书，共分六卷，包含300多种语言材料，这些材料不仅限于词汇，而且对某些语言（约40种）的语法也作了简短的说明。
德国语言学家阿德隆（J．C，Adelung）于1806—1817年间出版了四卷本的《米特里达脱斯或普通语言学》（Mitridates oder allgemeine Sprachenkunde），援引了差不多500多种语言的材料。
这些成果，都为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